诠释的可能空间——以“道可道非常道”的释义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诠释观点都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赋予的，因而其意义是确定的，诠释就是对作者意图的重建。如何重建作者的写作意图呢？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7681834）提出了语法阐释与心理阐释相结合的诠释方法。中国古代的训诂学，相当于施莱尔马赫所谓的语法阐释。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相当于施莱尔马赫所谓的心理阐释。然而，借助于这两种诠释方法，就能准确地、无可争议地阐释出作者的原意了吗？从诠释史来看，特别是对被奉为经典的文本的诠释史来看，历来大多是异说纷呈，意见难以一致。几乎每一个诠释者都宣称自己读懂了古圣先贤的微言大义，然而往往又会遭到其他诠释者的批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本文试以《道德经》首章首句的诠释为例，来对此现象作一探讨。
老子《道德经》乃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幢丰碑，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颗智慧明珠。古今中外，注释《道德经》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道德经》言简意丰，其哲理诗般的语言，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故而历来异解纷纭，莫衷一是。仅《道德经》首句道可道非常道这几个字，各种释义，即大相径庭。要统计古今注家对道可道非常道有多少种解释，几乎不可能。今就笔者所见的几种解释，列举如下。
1、 道若可以言说，就不是永恒常在之道。
这种观点将可道的道字理解为言说，将常道理解为永恒常在之道，认为永恒常在之道不可以言说。
持此种观点的人为《道德经》注家的主流。不过，此一主流又须细分为两个支流：一部分人直接断言道不可言说，从而逻辑地否认了有可以言说之道的存在；另一部分人则只是强调常道不可言说，并不否认存在着可以言说之道。现分别述之。
（1）道不可言说。
战国末期的韩非在《解老》篇中即以理与道的区别来说明道不可道。他说：理者，成物之文也，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可见，理是具体事物的规定性，韩非称之为定理。定理是可以言说的。但定理随物之存亡而存亡，故不能常。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道统辖万物之理，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故常存不灭。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韩非子》卷六）
唐代道士成玄英说：道以虚通为义，常以湛寂得名。所谓无极大道，是众生之正性也。而言可道者，即是名言，谓可称之法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辩，不可以心虑知，妙绝希夷，理穷恍惚。可道可说者，非常道也。（《道德经义疏》）其意为：道本湛寂，其用虚通，不可测知，当然更不可言说。一说就受到了语词的限制，就不是虚通之道，而是可称之法了。
北宋王安石说：道本不可道，若其可道，则是其迹也。有其迹，则非吾之常道也。（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其意为：凡可言说者，皆是道之迹，而非道之本。道之本，即道本身，亦即常道，是不可言说的。
北宋道士陈景元说：夫道者，杳然难言，非心口所能辩，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议，在人灵府自悟尔，谓之无为自然。今标道者，已是强名，便属可道。既云可道，有变有迁，有言有说，是曰教典，何异糟粕。（《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其意为：道只可体悟，不可言说。若可以言说，就有变迁，就不是永恒常在之道。
宋徽宗说：无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当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时焉，当可而应，代废代兴，非真常也。（《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无始曰与又曰云云，皆引《庄子知北游》语。徽宗意为：道若可言说，就跟事物、四时一般，处于变迁之中，就不是永恒常在之道。其观点与陈景元大致相同。
北宋末江澂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至道之精，与物相去远矣，故不可以言论。（《道德真经疏义》）道精物粗之论出自《庄子》。《庄子天下》篇评论关尹、老聃的学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江澂之意为：道精物粗，粗者可说，精者不可说。
南宋林希逸说：道本不容言，才涉有言，皆是第二义。常者，不变不易之谓也。可道可名，则有变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则无变无易。（《道德真经口义》）这种说法明显受到了佛教所谓第一义不可说的思想的影响。
南宋道士褚伯秀曰：道本至无，不容称道。所可道者，御世之迹。（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三引）
#p#分页标题#e#明代释德清说：所言道，乃真常之道。可道之道，犹言也。意谓真常之道本无相无名，不可言说。凡可言者，则非真常之道矣，故非常道。（《太上老子道德经解》）
近代魏源说：至人无名，怀真韬晦，而未尝语人。非秘而不宣也，道固未可以言语显而名迹求者也。及迫关尹之请，不得已著书，故郑重于发言之首，曰道至难言也，使可拟议而指名，则有一定之义，而非无往不在之真常矣。（《老子本义》）
近代梁启超说：道本来是不可说的，说出来的道，已经不是本来常住之道了。（《老子哲学》）
当代冯友兰说：道是无名，没有任何规定性。言语所说的都是事物的规定性，对于没有规定性的东西，那就不可说了。可以言说的不是永恒不变的道。（《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2册）
任继愈认为：《老子》书中的道是不能用文字或语言表达的、神秘的精神本体。他的翻译是：道，说得出来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老子新译》）
钱钟书说：第一、三两道字为道理之道，第二道字为道白之道，如《诗墙有茨》不可道也之道，即文字语言。又说：责备语文，实繁有徒。要莫过于神秘宗者。彼法中人充类至尽，矫枉过正，以为至理妙道非言可喻，副墨洛诵乃守株待兔、刻舟求剑耳。《老子》开宗明义，勿外斯意。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也。（《管锥编》第二册）
张松如说：道、说得出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其解说曰：单个的东西是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任何词（语言）都已经是在概括。所以老子认为，道（自在的）是不可言道，无以名之的；可以言道，可以名之的道（观念的），便不是恒道，不是永恒绝对之道。（《老子说解》）
陈鼓应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就不是常道。其解说为：这个道是形而上的实存之道，这个形上之道是不可言说的；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用来表述它，任何概念都无法用来指谓它。为什么道不可说呢？由于道的不可限定性，所以无法用语言文字来指称它。（《老子注译及评介》）
李泽厚说：道是总规律，是最高的真理，也是最真实的存在。正因为这样，便不能用任何有限的概念、语言来界定道、表达道和说明道。一落言筌，便成有限，便不是那个无限整体和绝对真理了。（《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孙老韩合说》）
（2）常道不可言说。
西汉严遵说：可道之道，道彰而非自然也。今之行者，昼不操烛，为日明也。夫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操烛者，可道之道彰也。夫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北宋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引）严遵在这段话里明显把道分为可道之道与常道之道，认为可道之道可彰显而传于人，常道之道则自然而然，不可授受。
汉代的《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认为，可道之道，即经术政教之道。常道，乃自然长生之道。常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含光藏辉，灭迹匿端，不可称道。这里也将道分为可道之道和常道。常道无为无事，不见其有所作为，故不可言说。
曹魏王弼说：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老子注》）一些人认为王弼开了道可不道的先河。（参见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但王弼在这段话里明确提出有可道之道。从逻辑上说，可道之道当然也是一种道。可见，王弼只是认为可道之道非常道（非其常），常道不可道。
北宋吕惠卿曰：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时乎殆，则非常道也。则常道者，固不可道也。。（《道德真经传》）其意很明显：可道之道也是道，但不是常道。常道不可言说。
北宋苏辙曰：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后可常耳。今夫仁义礼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为义，而礼不可以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后在仁为仁，在义为义，在礼为礼，在智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变，不可道之能常如此。（《道德真经注》）从莫非道也可以读出苏辙主张可道与常道皆是道。
两宋之际的程俱说：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于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则圣人未敢以示人。非藏于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以示人焉耳。（《北山集》卷十三《老子论》）其意为：圣人以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为世人确立言行的准则，至于常道、常名则不可得而道、得而名以示人。
#p#分页标题#e#元代丁易东说：首一道字与下常道字，皆是言道之体，特可道之道字，则指世人所谓道而言之，若曰吾所谓道者，非世人可以指言之道也。若可指言之道，则非吾所谓自然之常道矣。世俗之所谓道者，盖儒者之所谓道，乃日用通行之道，而老子之所谓道，乃专指虚无自然者为道。（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四）
明代李贽说：不知而自由之者，常道也。常道则人不道之矣。舍其所不必道，而必道其所可道，是可道也，非常道也。（《道德经解》）其意为：常道乃自然之道，人日行其道而不自知。常道无人说，也不必说。因此，人所说者，不是常道，而是可道之道。
明代道士王一清说：有世间之道，有出世间之道。世间之道，有形有名，有理有事，故可道可名也。出世间之道，无形无名，视不见，听不闻，故不容言，不能名也。常者，常住不灭之意。故知可道可名者，乃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君臣父子政教之道之名，而非真常之道之名也。（《道德经释辞》）其意为：世间之道乃可道之道，出世间之道才是真常之道。
近代丁福保说：道之可得而道者，非常道也。常道不可得而道也。此道字，非儒家之所谓道，即本经五十九章长生久视之道，乃道家之专门名词，谓真常不灭之道也。（《老子道德经笺注》）
近代王力说：既云道可道非常道，则常道乃不可道者也。道之本体，是谓常道。言及本体，无法以形容之，故曰不可名，又曰强为之名也。然则道之本体，已离言说；欲得其真，须凭直觉。盖老子五千言，皆可道之道耳。（《老子研究》）
近代高亨说：道可道，犹云道可说也。道可道非常道者，例如儒墨之道，皆可说者，非常道也。其意以为吾所谓道之一物，乃常道，本不可说也。（《老子正诂》）他后来又在《老子注译》中详细阐释说：老子说：道之可以讲说的，就不是永远存在的道，如儒家所谓道便是，而我所谓的道（宇宙本体），是不可以讲说的，是永远存在的常道。
当代卢育三说：这句是说，道，可以言说的道，就不是常道。在这里，老子把道区分为两种：一为不可道之道，一为可道之道。不可道之道，即所谓常道，是永恒的、不变的道；可道之道是暂存的、可变的道。（《老子释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2、道可以言说，但不是常俗之道（或常人所谓的道、寻常的道、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
持此种观点的人的共同特点是主张道可以言说，与第一种观点针锋相对。然而他们在常道的解释上，又不尽相同。或解释为常俗之道，或解释为常人所谓的道，或解释为寻常的道，或解释为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
唐代道士李荣曰：道者，虚极之理也。圣人欲坦兹玄路，开以教门，借圆通之名，目虚极之理，以理可名，称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非常道者，非是人间常俗之道也。（《道德真经注》）其意为：道即虚极之理，理是可以说的，所以道可道。但这个道不是人间常俗之道。
北宋司马光说：世俗之谈道者，皆曰道体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为不然，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谓道也。常人之所谓道者，凝滞于物。（《道德真经论》）
北宋陈象古曰：可道谓众人之所知者也，可名谓众人之所见者也。虽可知可见，未能尽道之妙理也。故众人常道者，非所谓道也；众人常名者，非所谓名也。（《道德真经解》）
南宋廖粹然曰：道：元始。可道：字之曰道。非常道：不是寻常所言道者。（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三引）
元僧德异（号休休庵）说：道本无言，因言显道，可以说也，非寻常之道，妙道也。（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三引）
元代喻清中说：其所谓道，未尝不可道也。而道之精微，道之玄妙，非常人之所能道。（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四引）
元代吴环中说：老子之所谓道，非世上寻常之道也。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迎之而不见其首，随之而不见其后。此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寻常之道也。（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四引）
当代周生春说：前一个道指宇宙的本原和实质，后一个道指解说。常：普通的，平常的。这句话以往多解释成：道，如果可以说得出来，它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这种解释偏离了《老子》的本义。（帛书）甲本、乙本道可道后均有一也字。据此，可知这句话应解释成：道是可以表达的，它不是普通的道。《老子》通篇说的就是道。显然，如果道不可言传，那么《老子》五千言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老子注译》，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p#分页标题#e#当代郭世铭则认为，第一个道字是《老子》的专用术语，是名词。后两个道字都是动词说的意思。他认为常字既可以解释为永恒、永远，也可以解释成经常、一贯、一直、坚持。两种释义的区别在于：前后包括将来，后来不包括将来，只说到迄今为止。他主张在此处作后一种解释。他说：整个句子的意思是道是可以说清楚的，但不是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也就是说在老子之前以及老子同时别人也在讲道（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老子认为他们讲得都不对，现在要重新来讲。他还指出：如今道不可道、道不可名差不多已成为研究《老子》的主导思想，人们对此也早就习以为常，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大家都说《老子》是讲道的，而大家又都说老子认为永恒的道是说不出来的。那么，《老子》一书究竟是在讲什么？是在讲不永恒的道，还是在讲说不出来的道？如果是前者，又何必去讲它？如果是后者，《老子》怎么又能把说不出来的道给说出来了呢？（《老子究竟说什么》，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
3、 道可以言说，但道非恒常而无变之道。
此种观点的特点是把非常道解释为不是恒常而无变的道，意即：道乃变化万端之道。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说：道者，虚极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称。用可于物，故云可道。名生于用，故云可名。应用且无方，则非常于一道。物殊而名异，则非常于一名。是则强名曰道，而道无常名。用可于物，即可应用于物。非常于一道，即不是常用一道而无变。
《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说：道者，虚极妙本之强名也，训通训径。首一字标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万物，是万物之由径，可称为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无定方，强为之名，不可遍举，故或大或逝，或远或返，是不常于一道也，故云非常道。此处玄宗引《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来说明道之变化。
元代牛妙传说：道者，无适而不通，无可无不可，故云可道也。盖道之为用，无乎不在，初无常定，故云非常道也。（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三引）
清代姚鼐说：道，诚可道也。圣人之经纶大经、礼乐刑政，治天下之法，昔何尝不可道乎？然而非必常道之。时异势殊，道之所以用者，而后有不可施矣。（《老子章义》）
当代朱谦之说：自昔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实则《老子》一书，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非不可言说也。曰美言，曰言有君，曰正言若反，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皆言也，皆可道可名也。自解《老》者偏于一面，以常为不变不易之谓，可道可名则有变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则无变无易（林希逸），于是可言之道，为不可言矣；可名之名，为不可名矣。不知老聃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不变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老子校释》）
4、 道若可以践行，则不是永恒常在之道。
此种观点的特点是把可道之道解释为实行、践行，认为可践行之道，则非常道。
南宋李嘉谋（息斋道人）说：常者，不变之谓也。物有变而道无变。常之为道，不可行而至，使其可行，即非常道。（《道德真经义解》）
元代吴澄说：道，犹路也。可道，可践行也。常，常久不变也。若谓如道路之可践行，而道则非此常而不变之道也。（《道德真经注》）
明代薛蕙说：道本无为，若道而可为，乃有为之事，非常道矣。（《老子集解》）
清顺治皇帝说：上道字，制行之道。可道，行之也。常者，乃真常不变之道也。凡天下之道，可以制行者，非真常之道也。（《御注道德经》）
近代张其淦（罗浮山豫道人）说：凡事可践行者谓之道。然可道者，则非常道。（《老子约》）
5、 道可以践行，但所行之道非常人之道。
明太祖朱元璋把非常道解释为过常人所行之道，即不是常人所行的道。他说：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于行道者，当行过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道犹路也。凡人律身行事，心无他欲，执此而行之，心即路也，路即心也。能执而不改，非常道也。道可道，指此可道言者，盖谓过人之大道。（《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
#p#分页标题#e#当代吴林伯说：老子之道，为万物化生之总规律，或不易之定理。小、大由之，故曰可道。《孟子告子》：夫道若大路然。《荀子儒效》：道者，人之所道也。道既若路，人所共行，是道字之义，与行字同，曰论道之言甚易行（七十章），行而宜之，故非寻常之道。五千言每言道而状之以大，岂非异常乎！他将全句译为：我的道，真像平坦的路，是可以通行的，也就不是寻常的道。（《老子新解〈道德经〉释义与串讲》，京华出版社1997年版）
6、道可以践行，所行之道中有非常之妙道。
南宋谢图南持此种解释。他说：道本无名，名之曰道者，以其四通八辟，可能共行如道路然。孟子曰：道若大路，正谓此尔。可道者，犹可行也。可名者，犹曰可称也。天下何莫由斯道，而百姓日用而不知。则可道可名之中，又有非常之妙存焉。《中庸》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及其至也，圣人有所不知。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行，及其至也，圣人有所不能。此曰非常者，其亦不可知不可能者欤！（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三引）其意为：道是可行的，但是百姓日行其道而不知其妙。不仅百姓不知，圣人亦不能尽道之妙。
7、道是什么道呢？不就是恒常之道吗？
当代徐梵澄先生持此种解释。他说：帛书甲、乙两本，此句皆有也字。也为疑问语则同邪，即耶。《礼记曲礼》：奈何去社稷也？《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也皆同邪。第二字可则何之省文。石鼓文其鱼维何作其鱼维可。云梦秦简购几可即购几何，可殹即何也。盗封啬夫可论即盗封啬夫何论。然则此第一句当作道，何道耶？更进而问一句：非常道耶？是谓非于恒常之道外别立一道。（《老子臆解》）
8、道可以[被认识]由人们述说，[人们认识中的并加以述说的道]不是客观永恒的道。
此种观点见孙以楷、杨应芹所著《老子注译》（黄山书社1996年版）。
综上可见，老子短短的一句话，为诠释者提供了极大的诠释空间。这一状况的形成，当然与《道德经》原文过于简洁和具有模糊性有很大关系。
读者也许会问，以上这些不同理解，哪一种理解符合老子的原意呢？老子的原意真正可以搞清楚吗？按照当代哲学诠释学的观点，这样一种提问本身就是不合适的。伽达默尔认为，文本的意义是诠释者筹划的结果。他说：谁想理解某个本文，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本文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文本筹划了某种意义。一种这样的最初意义之所以又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读本文。(《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册，第34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这就是说，文本的意义并不是由作者的意图所决定的。伽达默尔指出，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非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册，第380页。)按照哲学诠释学的观点，试图去弄清所谓作者的原意，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当代解构主义更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当我们阅读一句话的时候，它的意义由于某种原因始终是漂浮着的。(转引自李建盛《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第2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因此，对文本做出的所有不同的诠释都是有效的和合法的，误读是不可能存在的。
按照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的观点，诠释就是使用，因为任何诠释都有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实用目的。这颇有点像中国古代所说的六经注我，旧瓶装新酒，诠释即创新。
当代另一些哲学家不赞成解构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激进主张。如意大利哲学家艾柯认为，文本确实给予读者大量自由的诠释空间，但这种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检验一种诠释是否过度的尺度就是文本的连贯性整体。他说：对一个文本的某部分的诠释如果为同一文本的其他部分所证实的话，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不能，则应舍弃。(艾柯：《过度诠释文本》，载《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第78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他还区分了对文本的诠释与使用。在他看来，读者对文本的使用可以是任意的，而诠释则应尊重文本本身的内在连贯性，因而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
笔者赞成艾柯的观点，诠释不能变成使用。
#p#分页标题#e#按照艾柯所提出的文本的连贯性整体的诠释尺度，将常道理解为寻常之道是没有依据的。考《道德经》中常字凡数十见，如常无欲、道常无名、道常无为、复命曰常、常与善人等，均作恒常解，无一例作寻常之义解。更为直接的证据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此句作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乙本此句残缺，但有下句恒名也三个字。学术界认为，今本改恒为常乃是汉代人为避汉文帝刘恒之名所为。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老子》三种，虽无此句，但恒字屡见，如道恒无名等等。此更可证常字原为恒字之有据。常与恒其义相同。恒，《说文》：常也。《广韵》：久也。常，《玉篇》：恒也。《正韵》：久也。可见，不管是写作恒道也好，还是写作常道也好，均是指永恒常在之道。因此，将常道解释为常俗之道（李荣）、常人之道（朱元璋）、常人所谓的道（司马光）、寻常的道（陈象古等）都没有根据。
但可道之道字的诠释无法从《道德经》本身找到内证，因为《道德经》全书其他各处之道字，无一作动词用者。因而释道为言说或释道为践行，两行可也。但在道是否可践行的问题上，亦可用内证证明第4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道德经》第41章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所行非大道乎？第53章说：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明确表达了行道的方法。第25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是要人去效法道之自然而行。
除了文本的内证之外，必要的训诂学原则也是必须遵循的。解构主义所谓的误读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建立在正确的语法阐释之上的。像世面上有本《道德经浅释》将如享太牢解释为如坐大牢，把不自伐的伐解释为砍伐，恐怕稍具古文常识的人都会发笑的。
另外，在诠释时，慎将文字作通假解。如俞樾解非常道说：常与尚，古通，尚者上也。言道可道不足为上道。（《老子平议》）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引用俞说。马叙伦则在《老子校诂》中论证俞说之非。他说：本书后文曰：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庄子天下篇》言老子之道术曰：建之以常无有者。是则常者遮绝有无而为言，非上义也。笔者按：今帛书本《老子》此句常作恒，可确证常非上义。
可见，诠释虽有自由度，但诠释的可能空间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限度来自于规则的遵守。如不遵守规则，则诠释完全变成了使用，因而也就失去了诠释的本来功能。像世面上有一本《道德经浅释》将道可道非常道解释成道，可以叫做道，也可以不叫做道，这是完全不遵守诠释规则，因而就超出了诠释的可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