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馆的历史意义,重庆周公馆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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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老舍的《茶馆》做到了什么的集中？
恭喜了 非常完美的组合
处女男的认真细致与体贴满足了金牛女的安全感
金牛女的务实努力与诚恳满足了处女男的尽善尽美
两个星座都有完美主义倾向 共同话题比较多
Q2：周公馆的人文历史
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同志以个人名义租赁这幢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小楼地处街巷尽头，右侧为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楼房内，中共代表团仅租赁了一、三两层，二楼的大部分和底层门厅旁的厨房，均为国民党人居住，真有左右内外夹击之势。
1939年初，南方局考虑到办事处住房紧张，而曾家岩地处市区，靠近国民政府，会客访友和与各界人士接触都很方便，十分有利于开展工作，邓颖超遂以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租用了曾家岩50号主楼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对外称作“周公馆”，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机构所在地。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彪、王若飞等人在渝期间也常住于此。在周公馆外面，距大门右边百米之遥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左边毗邻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周公馆的内 部环境也非常有趣，主楼的底层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为南方局租用，其余分别租给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抚恤委员会主任秘书刘瑶章和国民党上层人士端木恺以及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领导的“战时妇女服务团”。这样就形成了国共两党人士同进一个院、共住一栋楼的有趣现象。住在这里的国民党人士虽同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人员共同进出一个大门，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息，但互相几乎没有往来，却也相安无事，亦不失为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曾在底层会议室接见中外各界人士，周恩来同志更是经常在此会见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
1946年5月，周恩来、董必武先后率中共代表团、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大部分人员离开重庆前往南京。曾家岩50号又成为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和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驻地。吴玉章以中共代表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身份率上述两机关人员驻节于此，与国民党重庆当局保持联系，并全面领导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
1947年2月28日深夜，国民党重庆当局突然出动数百名军警宪特，武装包围了这里，无理查封公私财物，强迫集中中共在渝公开人员，软禁中共代表吴玉章和联络处、省委机关及化龙桥等处《新华日报》社人员达十天之久。经过吴玉章的坚决斗争和据理强求，最终中共驻重庆和成都两地人员分别于3月8、9两日乘机胜利返回延安，《新华日报》昆明分销处人员亦随后抵延。
1958年11月董必武同志故地重游，曾幽默地作诗记其事:“八年抗日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在二楼和三楼，分别有董必武、叶剑英同志的办公室。
1958年董必武重返曾家岩50号时，曾题诗一首“八年抗战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周公馆当年的内外环境。尽管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内外环境如此复杂险恶，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八年如一日，支持战斗和生活在这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和巩固而不懈努力。
Q3：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哪些历史功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刘宁一同志从南京国民党监狱获释，受党组织派遣赴上海，参与领导上海党的地下工作和工人运动，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保卫部部长、江苏省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务。他代表江苏省委负责领导上海租界巡捕房地下党委员会，根据地下斗争需要，在巡捕房警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利用英、美、法等国与日本的矛盾，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
从大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刘宁一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工人运动，历经磨难，不屈不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6年5月，党中央派刘宁一同志重返上海，任中共中央南京局工运组组长、南京局上海工委（对外称周公馆）委员。这时，中国处于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前夜，在南京局和上海工委，刘宁一同志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工人运动和对国统区工会组织中国劳动协会（即中国劳协）的统战工作。1946年6月，刘宁一同志代表解放区工会与中国劳协理事长朱学范先生共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同年8月6日，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制造了武装接收中国劳协重庆办事处及其附属工人福利机构、拘捕劳协人员的事件。事件发生后，刘宁一同志在上海出席朱学范先生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支持中国劳协抗议国民党当局暴行的斗争。在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召开前夕，为使朱学范先生和劳协总部摆脱国民党当局的控制，免遭迫害，经周恩来同志批准，刘宁一同志细致地帮助、安排朱学范先生和劳协总部撤往香港。1946年11月，刘宁一同志帮助朱学范先生在上海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反对一党“国大”召开、反对国民党当局破坏解放区工会与劳协的合作，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
1946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刘宁一同志出席世界工联执委会第二次会议，代表中国解放区工会在会上作了《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要独立、要和平、要民主》的发言，得到与会各国进步人士的支持。此后，他遵照周恩来同志关于“在国外建立起宣传联络的据点，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把我们的主张告诉全世界”的指示，于1947年初赴欧洲工作。他以巴黎为据点，一方面与世界工联总部保持联系，出席世界工联执委会会议和有关活动，另一方面依靠华侨及当地中共组织，与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会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开展了大量的对外交往。他到访欧洲许多国家，不仅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的情况，让各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革命，同时，也把各国工人运动和人民革命的情况向国内作了多方面的介绍。
1948年，刘宁一同志受命担任中共在欧洲工作机构的负责人，负责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欧洲的工、青、妇、学及华侨工作。为了配合国内革命斗争的发展，在国际上放手开展宣传和联络活动，他向党中央建议并协助创办了新华社海外分社。除了进行广泛的对外交往，他还在华侨工人、中国旅欧知识分子中积极工作，扩大了党在海外的影响。1949年4月，刘宁一同志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出席巴黎、布拉格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当选为大会理事。此后，他为世界和平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刘宁一同志在欧洲领导开展的工作，是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活动和中国人民对外交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工作，不仅对于打破当时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封锁，争取世界工人运动和国际进步力量与友好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对于新中国建立后很快打开外交局面，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Q4：曹禺剧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
这要看你信不信了，有些星座和算命的分析都还比准确，可以自己衡量一下，但不要过于迷信
Q5：重庆歌乐山渣滓洞观后感
渣滓洞、白公馆监狱观后感（范文）
2005年8月18日，借先进性教育的契机，我们来到了红岩革命圣地，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浩气长存的烈士群雕，栩栩如生的烈士塑像，气势磅礴的大型浮雕，以及精美的大型壁画，烈士诗文碑林，似乎又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使我接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
记得少年时代，《红岩》这本书曾使我爱不释手，《烈火中永生》这部电影曾经看过几遍，江姐、许云峰、华子良等英雄形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看着他们的先进事迹和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我曾经向着少先队旗宣誓，继承先烈的遗志，踏着先烈们的脚印前进。不辜负先烈们的期望，长大后要为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江山贡献我们的力量。去重庆瞻仰、悼念烈士的英灵是我多年的愿望，而今天，我终如愿以偿有幸瞻仰烈士们的牢房，略晓烈士的伟绩，超越时空与烈士进行心与心的对话。好象天亦有情，这是一个细雨纷飞的日子，火炉山城难得有如此凉爽，缓缓行驶的汽车在“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雪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这熟悉的红梅赞歌声中，把我们带到了歌乐山。
歌乐山位于重庆西北郊，整个歌乐山由一种红色岩石组成，这种岩石象钢铁一样坚硬，当地的人们又叫这种岩石为“红岩”。顺着蜿蜒崎岖的山路进入渣滓洞，呈现在眼前的是阴森、恐怖、带有杀气景象。四周的碉堡、暗哨、铁丝网令人觉得阴森恐怖。在大院的墙上写着反动标语，时刻想瓦解革命人士的意志。院中的牢房是3米见方的小屋，潮湿、阴冷。从墙上的照片可以看出住10人左右，屋中唯一通风的地方是那个巴掌大的窗户，手指粗的铁条插入其间。我久久的凝视那一张张发黄的照片时，想到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人民的幸福，愿把牢底坐穿。他们中有许多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他们也有父母、也有妻儿、也有朋友，但为了共同的理想，为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他们宁愿牺牲自我。在二楼的一间牢房时，一面“五星红旗”映入眼帘，这就是江姐绣的五星红旗。当他们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广场上的喜讯后，相互告诉给狱友。由于牢狱与世隔绝，他们凭自己的想象，绣了这面红旗，并畅想未来，可以想象当时他们是多么的激动，他们梦寐以求、为之奋斗的事业终于成为了现实，可他们却仍处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他们无法走上街头汇入到欢乐的人海中，无法亲眼看见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升起，而只能在心中欢呼，用眼神互相祝贺、传达着喜悦之情。走过一条长廊，来到最恐怖的刑房。一种叫披麻带孝的酷刑，听起来就毛骨悚然。看到生锈的刑具，眼前浮现出敌人的狞笑和革命英雄面对酷刑一笑而过的坦然，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其他同志的安全，为了自己的信念，到最后一刻也要把笑容留给敌人。纵有多少酷刑摧残的只是革命者的身体，想在精神上击跨革命者是万万不能的。敌人的无奈，更坚定了革命者的信心。进入侧面的二层小楼，一只铅笔吸引了我，下面是一幅画着飞机的画，原来这是小萝卜头学习的地方。由于牢内艰苦的环境，使他头大身小，故大家叫他小萝卜头。在他该上学的年龄，在狱友们的帮助下，小萝卜头开始在黄显生将军的牢房里上学了，识的第一个词是“中国”。多么可爱的孩子啊！多么可怜的孩子啊！出生不久就来到了人间地狱，8年牢狱，最后还是死在敌人的刀下。仰看烈士的事迹和尊容，俯首他们的遗言和遗物，我的心被一种无形而伟大的力量所慑服。先烈的精神如阳光洒进心灵的暗房，像雨露滋润着空虚和荒芜的心田，灵魂上的一切灰尘和污秽全被涤荡。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面貌、道德风尚，都有着古往今来不断继承发扬的过程。昨天，烈士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建立和人民的解放。今天，缅怀红岩英烈，我做为一名***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应树立创一流工作的意识，开拓创新，脚踏实地去实践，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当好时代的尖兵、当好爱岗敬业的榜样、当好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中坚、当好实践党的宗旨的模范，为把我国建成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用祖国的强盛，告慰英烈。
Q6：谁知道纪念1127活动后的心得体会怎样写啊？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国统区、港澳及海外地区的党组织和统一战线工作。红岩是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的驻地，与曾家岩50号周公馆、虎头岩新华日报馆并称“三岩”。所谓红岩精神，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于统一战线工作第一线（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一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它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的结晶。红岩精神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群体的精神，同时闪耀着这个群体的领导者和代表者——周恩来独特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的光辉。虽然“红岩精神”这个概念是南方局老同志们在几十年后提出来的，它的历史存在则是光彩夺目的事实。 让我们先引述一位美国外交官——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的费正清1943年9月9日的一段日记：“居住在周公馆里的共产党人做着一件与美国人交往的出色工作，他们以批判的眼光，现实主义的观点同美国人讨论各种问题。虽然他们现在随时有被捕并被投入集中营的危险，但他们仍然本着惊人的团体精神和坚定信仰照旧开展革命工作。”“他们经常学习，开展讨论和自我批评，在生活上同甘共苦……”日记里还说，在周恩来他们住的阁楼里，臭虫可能会从顶棚上掉下来，雨水也许会漏到床上，但他们的思想信念照旧如火如荼，绝不动摇。 这段文字的可贵，在于它是直接的观感，而且是当时的记载。虽然由于世界观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费正清的解释语言不尽准确，但他记述的事实是十分鲜明生动的。以红岩为中心，聚集起这样一个集体，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忠诚、执著、向往达到了如火如荼的炽烈程度；他们全然不顾恶劣政治环境的种种危险，随时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以惊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坚定的信念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刻苦学习，严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增强团结，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水平；他们视野开阔，用批判的眼光和现实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认识世界；他们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却总是用平等的、尊重的、理解的态度同对方讨论问题，凭真理说服人；他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却总是意气昂扬，同甘共苦，充满生活情趣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岩精神是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者，只有以爱国主义为旗帜、民族精神为感召，才能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民族责任感，从而达到最广泛的全民族的动员、全民族的觉醒、全民族的团结和奋起。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产生的红岩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民族精神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和发扬。它和延安精神一样，是现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最高典范。 红岩精神是时代精神。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成为贯穿于中华民族解放与振兴全过程的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高举的旗帜就是“抗日、民主”。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群众，坚决反对专制独裁、特务统治、官僚资本的虎噬鲸吞，为政治民主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红岩共产党人成为国统区人民感到无比亲切的民主思想、民主作风、民主精神的化身。 红岩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红岩精神中并不是机械地拼凑在一起的，而是被吸收、升华，统一于共产主义精神之中。红岩精神中的民族精神，是结合于、统一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共产党人的党性中的民族精神；红岩精神中的时代精神，是上升到科学社会主义高度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优秀品质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工作实践中的坚持和发展。 共产党在国统区一无政权，二无军队，三缺金钱，靠什么赢得了多数人的同情、支持和帮助？南方局为何能做出如此辉煌的业绩，从根本上说，当然是靠党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在这个前提下，红岩共产党人展现出来的民主作风和人格力量，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重庆年代，我们习惯晚饭后到他（指周恩来）办公室里去。他的工作人员平等地参加谈话，不会被压制，意见受到重视。我曾经同美国的高级官员谈话，他们的下属像木头一样呆坐，噤若寒蝉。当然，如果与蒋介石谈话时，他的随员更只能挺直身子坐着，简直变得麻木了。周的情形是天渊之别。”“当然，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以及他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辞、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责怪。” 这段摘自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回忆录中的文字，言简意赅地反映了红岩共产党人的民主作风。在国统区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中，周恩来深刻地指出：“惟有最能尊重人民公意的人，才是最富于民主思想的人，才是最能团结的人。”在党内，他告诫同志们：“一个好的领导者，要能主动造成下边同志敢同你争论问题的风气。”他经常召集身边工作同志，同他们讨论重大问题，要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些重大问题并不只是我和党中央的同志要负责来考虑的，应该由你们，由全国人民大家都来动脑筋。假如大家不想，只让我们少数人想，万一想错了怎么办呢？” 基于这种民主思想、民主精神、民主作风，也由于当时环境的特点，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工作方法：“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这真是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化境！许多民主爱国人士，正是通过周恩来及红岩共产党人的民主作风和人格魅力，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猪鬃大王古耕虞1941年冬开始与周恩来交往。他晚年多次公开讲：“像我这样一个资本家，共产党要说服我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可是周总理有独到之处，他说服了我，使我越来越认识党、信任党，感到振兴中华，非共产党不可。”科学家李四光说：“我见到了周先生。我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红岩精神的巨大辐射作用和磁场效应，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