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就有相宅活动。一方面是相活人居所，一方面是相死人墓地。《尚书-召诏序》云：“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这是相阳宅。《孝经-丧亲》“卜其宅兆而厝也“这是相阴宅。这就是用占卜的方式择定地点。

先秦的贤君盘庚、公刘、周公在相地实践中都作过贡献。风水师很推崇秦惠王的异母兄弟愕里子，传说他曾经预测自己的墓地两侧将会有天王宫殿，并已应验了。先秦相宅没有什么禁忌，还发展成一种术数，也没有那么多迷信色彩。汉代是一个充斥禁忌的时代，有时日、方位、太岁、东西益宅、刑徒上坟等各种禁忌，墓上装饰有避邪用的百八、石兽、镇墓文。湖北省江陵凤凰山墓出土的镇墓文”江陵丞敢告地下丞“、“死人归阴，生人归阳“之语。还出现了《移徙法》、《图宅术机》、《堪舆金匾》、《论宫地形》等有关风水的书籍。有个叫青乌子的撰有《葬经》，后世风水师奉他为宗祖。

魏晋产生了管辂、郭璞这样的宗师。管辂是三国时平原术上，占墓有验而闻名天下。现在流传的《管氏地理指蒙》就是托名于管辂而作。郭璞的事迹更加神奇，在《葬书》注评中有详细介绍。南朝宋明帝是个最讲忌讳的皇帝。宫内摊床、修墙必先祭神祈祷。他听说萧道成的祖墓有五色云气，就暗中派人在坟四角钉上铁钉，可是萧道成最后还是当了皇帝。

南齐时，衡阳地方有一怪俗，山民生病，就说是先人为祸，必须挖祖坟、洗尸骨，洗骨除崇。隋朝宰相杨恭仁移祖坟时，请了五六批风水师前往相地。其中有个叫舒绰的猜中了地下之物，受到重赏。当时相地最有名的是萧吉，他曾给皇后择吉地，当文帝不听他的建议时，他预测到隋朝运数不长。他撰者《相地要录》等书。

唐朝时，一般有文化的人都懂得风水出现了张说、浮屠泓、司马头陀、杨筠松、丘延翰、曾文遄等一大批名师，其中以杨筠松最负盛名。他把宫廷的风水书籍挟出，到江西一带传播，弟子盈门。当时，风水在西北也盛行。敦煌一带有许多风水师，当地流传一本《诸杂推五胜阴阳宅图经》书中提倡房屋向阳、居高、邻水的原则。

宋徽宗相信风水，曾听信术上之言，垫高西北地势，以便得到多子之兆。宋时老百姓普遍讲究风水。《朱子家礼》说百姓家里死了人，三月而葬，先把地形选好，再择日开茔。宋代的风水大师特别多，赖文俊、陈抟、吴景鸾、傅伯通、徐仁旺、邹宽、张鬼灵、蔡元定、厉伯韶等都很有名。传闻明代刘基最精于风水。有一本《堪舆漫兴》就是托名于他。

纵观历史先秦是风水学说的孕育时期，宋代是盛行时期，明清是泛滥时期。本世纪以来风水学在旧中国是大有市场。解放后理论上受到沉重打击，实践中却还不断在运用。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风水的重视以及它的适用性，使风水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说当代是风水整合更新时期，应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结合现代自然科学，实事来是地作出科学评价和阐释，从而更好地让其为人类造福。

传统风水与建筑美学

对称美：无论是阴宅还是阳宅，传统风水对周围环境的要求讲究“左青龙、右白虎”，这一风水模式就是美学对称均衡原则的最好体现。此外，各种建筑本身也处处体现出一种对称美。清代帝陵很注重对称美。以主陵孝陵为中心的神道，成为整个陵区布局的中轴线，其它各陵均以孝陵为中心向两侧排布。每一座帝陵都有一条与地球经线平行的中轴线，南北延伸相对称。中轴线的北端依次有隆恩殿、方城等主要建筑，一律坐北朝南。中轴线的顶端是横行的山脉，组成丁字形。中轴线的两旁都是成对的建筑，如望柱、壬午，彼此呼应。比如清东陵整个陵区的山川景物，皆由从昌瑞山到金星山的神道（中轴线）所左右，大小数十座建筑物沿神道排列配合有序，蔚为壮观。紫禁城的古建筑群更是注重对称原则。通过紫禁城的核心位置，贯穿着一条中轴线：从外城永定门开始，经过内城正阳门，然后进入宫廷广场的大明门（清朝改为大清门，辛亥革命后又改为中华门），穿过广场，便是皇城上的承天门（即现在的天安门）。承天门内有端门，端门以内迎面而来的才是紫禁城正面的午门，又叫五凤楼。在这条中轴线的东西两侧，对称排列着内外两城最重要的建筑群，东面是天坛，西面是山川坛（后改称“先农坛”），以及太庙和社稷坛（即如今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进入午门之后，所有建筑物都采用了更加严格的对称排列形式。其中，只有代表皇权统治中心的前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及内廷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才端端正正地布置在正中央，且每座大殿上的蟠龙宝座，都座落在中轴线上。解放后，作为人民首都的北京城，打破了旧的格局，新扩建的天安门广场，已成为人民首都政治生活的心脏，而旧日雄居全城之中的紫禁城，则已退居到“后院”的位置。但是，新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仍然保持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我国许多孤城的建筑，都有自己严格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上，左右对称，城内街道东西。南北，呈棋盘格子状。对称，是自然美的形象表征，譬如各种动物（人体、鸟兽、蝴蝶、蜜蜂等）皆呈左右相对。古今中外，许多古城、皇宫、民宅、陵墓，也多是左右对称的。空间位置的这种对称性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