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和谐思想
《周易》的和谐思想对中国传统影响至为深远。它就像一条线贯穿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举凡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有和谐思想在。古人用一个“和”字表达这一思想。
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周易》不仅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文化经典，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集中体现。和谐是《周易》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潮、主旋律。和谐思想在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中一直不断地涌动、回荡、传播，对中国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演进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周易》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这个智慧是什么呢？就是“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像是一个大海绵体，能够把各种不同的东西整合为一个整体，早在尧的时代就开始这种整合了，经过了夏商周，一直到春秋战国，华夏就正式形成了。春秋战国，虽然是百家争鸣，互相之间也斗得不可开交，可是到了汉代又整合了。这就是《周易》说的：“一致百虑，殊途同归。”
《周易》有着丰富的和谐理念，是中华民族和谐精神、和谐理念的重要渊薮。众所周知，《周易》以变为本，倡导变革，呼唤创新，但这种变革和创新是要变无序为有序，化冲突为和谐，实现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和谐，进而实现包括自然与社会在内的天人整体和谐。这就是《周易》的中正思想：《周易》每卦六爻，各有其位，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若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即为得位或当位，得位为正，象征阴阳各就其位，合于其应然的秩序。每卦有上体、下体之分，二为下体之中，五为上体之中，若爻居中位，即为中，或曰得中，象征守持中道，行为适中，不偏不倚，合于阴阳和合的法则。在此基础上，《周易》又提出了“太和”思想：一阴一阳相互交感，相互配合，刚柔相济，彼此推移，相反相成，协调一致，当达到最佳的结合、最高的和谐状态时，就称为“太和”。《易传·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按照这种文化价值理想，人类的社会政治伦理的实践活动都应以“太和”这种最高境界、最理想状态的和谐作为终极目标，实现社会和谐、天人整体和谐，各种变革和创新活动自然也不例外。
这里我们以八卦为例，看看《周易》的和谐思想。八卦代表八种自然界的物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天和地相对，雷和风相对，水和火相对，山和泽相对。所有自然界的八种物质都是两两相对，相互依存，你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共同来构建互动的关系。比如，天和地，如果天在上地在下，即乾在上坤在下，两卦相重组成一个否卦，否就是不通。倒过来，地在上天在下，即坤在上乾在下，两卦相重组成一个泰卦，这叫天地交泰。《周易》反对否，因为它的结果是背道而驰，不相交，天阳上升，地阴下降，不搭界，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反过来说，如果天在下，地在上，地气下降，天气上升，天地交，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所以阴和阳，排列组合，有的是优化组合，有的则不是。整个八卦都是讲这个道理的。所以，不懂八卦就是不懂得和谐，不懂《周易》也就很难深入理解和谐的奥义。
《周易》倡导的和谐，大体上包含有三层含义：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际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三是人自身的心灵和谐。《周易》的这一和谐理念就是要通过人的发展来协调和沟通社会发展的诸要素，最终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获得更高层次、更高水准、更加全面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的心灵和谐是整个社会保持和谐状态的基础，最终能够推动人际关系、人与自然走向和谐的局面。
我们知道，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被概括为天人关系，名曰天人之际。在中国历史上，天人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焦点，而其中一种贯穿始终的见解是天人合一，即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周易》是这一思想的重要源头，而其中这种天人关系的背后，即天人合一思想的终极指向，则是天道与人道如何协调，如何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周易》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人道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上古先民正是通过对天道规律的体察来指导人类社会，即《周易》所说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在《周易》中，通过对万事万物等自然现象的体察，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贵贱位矣”作为世界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则，把天道规律奉为人道的圭臬。“法象莫大乎天地”，人必须通过“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观象过程，才能预见吉凶悔吝，察往知来，顺天而行。而且，《周易》认为，“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天对人类社会是有神喻作用的，只有顺应天道规律的“圣人”才能与天地感应。
《周易》在强调要“顺天而行”的同时，又认为在在尊重自然规律、不违背天道的基础上，人类要挺立主体意识，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精神，以期在现实中达到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理想境界。《乾卦》：“乾，元、亨、利、贞。”《子夏易传》释为“始、通、和、正”；古人又释为“春、夏、秋、冬”。元为春，万物始生；亨为夏，万物亨通；利为秋，万物和成；贞为冬，万物收藏，表达的是自然界的运动规律。《说卦传》又运用八卦及其代表的方位进一步阐释了四季变化规律：乾之元气至春分始震，震是东方之卦，万物开始生长；巽是东南之卦，是立夏，其时万物整齐；离是南方之卦，是夏至，其时万物包括飞、潜、动、植都已出现；坤是西南之卦，是立秋，坤为大地，万物立秋时赖大地养成；兑为西方之卦，是秋分，万物成熟，一片欢悦；乾为西北之卦，是立冬，其时寒暖交替，阴阳二气相搏；坎为北方之卦，是冬至，其时万物归藏，唯有水在流动；艮是东北之卦，是立春，其时旧的发展过程已经结束，故曰成终，但春风吹动，新的发展过程又将开始，故曰成始。艮是万物成终成始之卦。在《周易》看来，一年四季的时间与空间运动都是和谐有序的，万物在时空中生长、茂盛、成熟、收藏，年复一年也是和谐有序的。
对于自然界这样一个生生不息的和谐发展过程，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又当何为？《周易·乾卦·文言》就此作了别具特色的论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与天地合其德”就是说人道要效法天地之道，但并不是说，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相反，人可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遵循自然规律，与天地相协调，对自然万物的变化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使其更加符合人类的需要。否则，也就谈不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也就失去了进一步生存延续的时机。
自然界的发展和谐有序，由之产生的人类社会也应当遵循某种既定秩序和谐而有序的发展，因而《周易》认为人类社会是天地、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天地作为万物之始产生于前，人类夫妇、父子、君臣产生其后。要使社会的发展也如自然一样出现和谐有序的局面，人际关系的和谐确实是其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周易》所蕴含的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包括两重含义，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一是人与社会或者说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
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是指个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调适的最佳行为状态。《周易》强调，要想保持群体的协调，就要学会求同存异。例如，《同人·象传》中的“君子以类族辩物”与《睽卦·象传》中的“君子以同而异”，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区分辨别群体及各种事物，要审异求同；在事物的处理上，要重视大同，不可计较小异。可以看出，无论是《同人卦》的意在“和同”，强调从异中求同，还是《睽卦》的意在“合睽”，强调同中存异，都是要表明：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只有求同存异，才能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而这些，又都是与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相一致的。
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和谐是在人际关系的矛盾中不断地调节出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现有、即成的状态。对于《易》象内部所隐含的阴阳相对的特点，宋代学者张载曾作了颇为精到的解释：“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也就是说，只要有象就必定有一个东西与它相对，凡是相对的事物，它的行为方式必然是相反的，免不了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要和，不能让矛盾冲突扩大。在张载看来，也只有用和谐的方法来消除矛盾、解决矛盾，才能使事物向一个更新的方面来发展。
《周易》也十分重视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在人类社会诸结构中，家庭结构可谓根本；在家庭的诸多关系中，夫妇关系是根本，《家人·象传》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子正，需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品德，女子正，需有柔顺之德而正内，所以家庭中的女子只有顺从才可获得吉祥。
《周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庄子》中说：“《易》以道阴阳。”《周易》阴阳二元论认为世界是由阴阳两种物质组成的，阴消阳长，阳衰阴极；阳盛生阴，阴极生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相互依存，互相贯通，相互作用，积极向上，和谐相处，相得益彰，周而复始，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因此，阴阳二元论包含着一分为二、生生不息思想，同时体现合二而一、天人合一的理念，这就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哲学思想和宇宙观。阴阳二元论告诉人们，自然界始终在“对立统一，和谐运转”的状态下永不停息地向前发展。《周易》告诉我们，男为阳，女为阴，人类社会是由男女两种元素组成，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婚姻家庭是男女的合二而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缺陷互补，地位平等；相依为命，和谐相处才能组成和谐美满的幸福家庭。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相处的道理，这种“和谐的二元论思想”也是华夏人文始祖对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一种美好期望。
《周易》极为重视尊卑贵贱，认为这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乾是至健，是刚；坤是至顺，是柔。刚柔关系，象征天地、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君、父、夫为刚，臣、子、妻为柔。刚柔相应为吉，相敌为不吉，就反映了对于个人所属社会关系的重视。当然，在中国古代，夫主外，妻主内，而在男女平等的当今社会，男女平等，夫妇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对于《周易》所提出的刚柔、尊卑关系，不能机械地理解，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新的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周易》历来为统治阶级重视，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能够为历代王朝之政道与治道提供借鉴的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周易》要求当政者与民众要形成一种和谐的政治关系，以创造社会良性运转和协调发展的最佳政治环境，而这无疑也是人与社会关系和谐的应有之意。
为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当政者首先必须以诚信的态度对待下属：“四处近君之地，众阴顺附，则当开诚心、布公道，待以广大之度，然后有以致人心之皆服。”《益卦·象传》也认为：“‘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当政者只有“有孚惠心”，广泛地深入民众，才能做到《剥卦·象传》所谓“上以厚下安宅”。司马光就此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基薄则墙颓，下薄则上危，故君子厚其下者，所以自安其居也。”也就是说，如果当政者能领悟“上以厚下安宅”的道理，表现出敦厚的态度对待下属，制定比较宽松的政策赢得民心，方能实现《屯卦·象传》所说的“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从而为创建稳定、和谐的社会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孔子曾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应该是以《周易》之说为本的。
但是，真正地创造社会和谐局面，当政者只有诚信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担负起教化人民的义务。《周易》就此提出了“三陈九德”的问题：“履者，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在《周易》看来，凡君子都应依据此“九德”修善德行，做到“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辩义，巽以行权”。惟“九德”兼具的君子才能以道辅济君父，去创造社会和谐局面。《贲卦·彖传》指出：“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是指日、月、星辰；“人文”是指礼仪、制度等。为政者通过体察天文自然的和谐变化，采用人文之道，既倡礼法，又定尊卑。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来教育人民，时间既久，才最终能“化成天下”，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
《周易》强调，为了教化百姓，达到社会和谐，为政者还要采用“神道设教”的手段：“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天道运行，四时不忒，带有一定的神秘性质，如果圣人利用天之神秘性以设教，天下人民莫不服从。很明显，圣人巧妙地利用宗教意识维护统治秩序，也会有助于到达构建社会和谐的目的。与此同时，为政者还认识到了感化人心在教化百姓时的重要性。《咸卦·彖传》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天地感是阴阳相感。《周易》强调圣人在上位，是阳；人民在下位，是阴。圣人以至诚之心感化天下人民，也是阴阳相感，所以能达到“天下和平”。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压迫、民族斗争的情况是有的，但是总体上体现了“求同存异”的精神。华夏族、汉族自亮舜禹时代起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求同存异、团结交融就是主流。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人有个爱好和平的传统。中国人只有受人欺侮的经验，没有侵略他人的历史。中国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一向活跃。汉唐丝绸之路、玄奘取经、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等著名对外交流活动，早已是世人皆知，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向以大度包容著称。
孔学懦学从未以自己的正统地位视不同思想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异域宗教一个个是自由进入中国的。中国人几千年间没有由于文化上的原因发生对抗的事情。
众所周知，人是社会中的人，自我必须努力与他人、与社会乃至个人生存的自然环境建立一种正常、有序的联系，使自我与日益扩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保持和谐畅通。但是实现这个目的需要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个人通过加强自我修养，做到厚德载物、谦虚礼敬、纯诚信实，使心灵努力保持和谐的状态。否则，人与自然、人际关系的和谐根本无从谈起，更无法企及。《周易》就个人如何保持和谐健康的心理状态，也多有所论及。
《周易》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重视养心。《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坤卦·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就告诫人们要像上天一样自强不息，修养德才，具备无穷的德行；又要像大地那样广阔深厚，负载万物，培养宽容敦厚的德行。《乾卦·文言》指出：“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进德修业，就是修养德行，而忠信是修养德行的根基。在儒家看来，“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视礼为仁义之道的外在表现。同时，又认为“忠信，礼之本也”，特别重视是否具备忠信的素质。毕竟，忠信是人内在的纯朴真诚，具备这种品质，才能不断提高修德层次。修辞立其诚，则是忠信之德的外在表现，具备这种才干方能真正居业，进而真正能做到“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并能“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那么，个人的这种道德修养何以才能具备？《乾卦·文言》做出了很好的回答：“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即成德要体现在在践行之中，“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它还明确指出，君子的德不是天生的，是在“可见之行”中经过“学聚、问辩、宽居、仁行”的修养锻炼得来的，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周易》又认为，即使是这种经过后天磨练的修养，也不能满足于一时所得，君子进德修业永无止境，“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我们要想懂得中华民族的精神，懂得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核心价值观，离开了《周易》是不行的。而且，懂了《周易》才可以懂得儒家，才可以懂得道家，才可以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周易》，其智慧，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和谐，就是阳刚阴柔的辩证统一，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周易》的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所在，集中了我国古代先哲的人生智慧，不仅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人格理论和行为的准则，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曾产生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今时代，人们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已日趋恶化，岌岌可危。这种生态恶化的状况如不加以有及时有效地遏制，不仅威胁到今天，而且势必累及我们的子孙后代。而借鉴《周易》相关的和谐理念，合理调适、协同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人类与生存环境的良性互动，从而使生态文明建设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则不失为有益的尝试。不仅如此，《周易》的和谐理念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提升人类生命境界和精神修养的资鉴。由于过分关注物质享受而缺乏精神层面的追求，当今社会出现了较多不和谐的现象，人与人关系紧张，人与社会的矛盾加剧，忍让、负责、利他的传统美德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和挤压。如果任其发展，整个社会将陷入混乱的局面，人类的身心健康也无从谈起。所以，为了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自身心灵的和谐，促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充分汲取《周易》的和谐思想、和谐智慧，也就势所必然了。
《周易》辩证法强调和谐的这一突出特点，影响深远。由于它的影响，中国人形成了“和为贵”、以和为善为美，以民族团结为上、社会稳定为上、国家统一为上、世界和平为上的传统。这优秀传统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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