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如何设立观测天文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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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看到的星星，绝大部分都是恒星，恒星构成了星空的主体。所有恒星的位置都是相对固定的，运动规律也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对恒星观测的内容也比较少，神秘性也小，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计时，一是为其他天体提供位置参考。
关于计时，是看北斗星的斗柄，有这样四句话：“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北斗星的斗柄仿佛一根巨大的指针，在天空转动，随时标示出当前的日期。对于有经验的观测者，只凭观测斗柄指向，就可以大致判断当前的节气。对于现在人来说，这一点似乎不值一提，不过在古代，历法系统没有这么发达，也没有这么准确，看星斗定时是有其作用的。
古人是怎么夜观天象的呢？谭天问解读古人设立观测天文机构。
设立观测天象的机构与主管官职
天象作为统治者行军打仗、庆典仪式、破土动工等一些列重大事情的主要依据，是古代帝王之学的一部分，有着神秘的地位。自秦汉以来，中央就已专门设立机构，负责天象事务。秦汉设太史令，唐设太史局、浑天监、司天台，宋、辽、金、元设司天监，明清两代设钦天监。
《唐六典》记载：“太史令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令色之异，卒其属而占候焉。其属有司历，灵台郎，挈壶正。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所任，不得与焉。观生不得读占书，所见征详灾异，密封闻奏，漏泄有刑。”
可见，普通的观生是不能私自根据天象占测吉凶的，发现天象异常，必须密奏皇上。但作为太史令（钦天监）是可以占测吉凶的，然后再上报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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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民间私自研习天象
在古代，天象还往往被认为是王侯将相、朝廷命数的征兆，所以，从西晋开始，中央专门立法禁习天象。
西晋时“禁星气，谶纬之学”。
唐朝时法律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若将传用，言涉不顺者，自从造袄言之法。私习天文者，谓非自有图书，转相习学者，亦得二年徒坐。”“诸造袄书及袄言者，绞。”
明朝时把私习天文与收藏禁书归为一条罪状。
清朝时将会受到杖刑，同时，将研习者充公，作为天文生编入国家天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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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内容的观测，来自所谓“五星、七政”。“五星”即五颗肉眼可见的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七政”是在“五星” 的基础上增加太阳和月亮。对他们的观察，离不开对他们所在位置的描述。这就是恒星观测的第二部分内容。我们都听说过所谓的“二十八星宿”，所谓“宿”，就是指行星和日月暂时在此“住宿”的意思。由于恒星的相对位置不动，形成了一幅天空地图，“七政”们运行到哪里，可以用此来描述。这二十八宿，又分为四个大区：东方青龙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雀七宿、北方玄武七宿。并且，每个星宿对应着不同的人间地理位置。二十八宿，是黄道星宿，与西方天文的黄道十二星座大致相对应，五星、七政的运行基本在其中，但行星有时会有比较大的张角，所以也会运行到其他星座中（古代称作星官）。
古人对天象的“天人感应”观
中国古人经过长期观测积累，将星空划分为四大块：
东方青龙
西方白虎
北方玄武
南方朱雀。
每个方位又划分为七宿，总共二十八宿：
东方青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
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
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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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是夜晚最显眼的天体，月相圆缺的变化直接和农历的日期对应。对月亮的观测，大约也有两个方面意义。一个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天气，一个是预测日月食。
从月亮来预测天气，有一些似乎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有一句古语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如果月亮周围出现光晕，就说明第二天刮大风的可能性很大。不知道诸葛亮借东风的当晚是否也有“月晕”的迹象。这多少还是能让人想象出一些原因的，比如出现光晕，可能意味着空中的水汽含量比较大，也许和温度也有一些关系，也许是会有风雨出现。但还有一些，似乎更加神秘，比如《尚书·洪范》中提到过：“箕星好风，毕星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诗经·小雅》中也对此进行印证：“月离于毕，俾滂沱矣”。都在说月亮运动到毕宿（按现代星座划分为金牛座的一部分）位置，则会有大雨出现。
《史记》中曾经记录战国时期一个有名的故事：“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於相。”景公曰： “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火星侵入心宿，心是宋的分野。宋景公很担心。司星（专门负责观星的官员）子韦说：“把灾祸移给相国吧？”景公说：“相国是我的股肱。”“移给百姓？” 景公说：“百姓是为君之本。”“移给年岁？”景公说：“年岁不好，百姓就会困乏，我还给谁当君主啊！”司星子韦说：“您这三句有君主之德的话，上天会听到的，荧惑应该会移走的。”于是他们等了一阵，果然移了三度。
这个故事说明天象并非其决定性的作用，宋景公的仁德之心就改变了预定的天象灾害，天象随之改变，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一种典型思维方式。
更为神奇的是，所有的行星，基本都按照同一个方向运动，但在某个特定的时期，从地球上看来，会出现“逆行”现象，即反方向运动。这更为古代观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除了刚才所说的分野对应，不同的星宿还有许多具体含义，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比如我们经常听到一个成语，气冲牛斗。牛与斗就是天上的两个星宿。“牛宿六星，天之关梁，主牺牲事”；“南斗六星，天庙也，一曰天机”。这种对应的具体说法很多，相互矛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具体应用时，主观色彩还是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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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三国演义中的例子：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用许攸之计去烧袁绍囤积在乌巢的粮草。当晚袁绍的谋士沮授，“仰观天象。忽见太白（金星）逆行，侵犯牛、斗之分，大惊曰：‘祸将至矣！’”虽然沮授从天象上看出了问题，但袁绍并不信任他，所以仍然失败了。太白（金星）如果逆行，一般象征灾祸。
其他观星的现象，还包括观察各种天文或者天气现象，而其中以客星、彗星、流星为主。
客星普遍认为就是现在所说的超新星。宋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出现在金牛座天关星附近的超新星，这应该是有关客星最著名的记录了。这颗超新星爆发后达两年之久才变暗。《宋会要》中记载道：“元年三月，司天监言客星没，客去之兆也。初，至和元年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
而彗星则比较有趣了，“彗星袭月”即彗星的光芒扫过月亮，古人认为是灾难的征兆。例如《唐雎不辱使命》中就提到：“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
对流星的观察，也有很多记录。《左传》：“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关于流行雨的记录。古人很早就知道流星和陨石的关系，《史记》中有个有名的例子：“（秦始皇）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史记》在这里非常客观，很清楚地知道上面的字不是陨石带来的，而是有人故意刻上去的。
客星、彗星、流星，这些天文现象，由于出没无常，往往和人间的吉凶祸福关系不很密切，其观测的天文意义多于预测意义。
中国的史书往往有“天文志”这一部分，上面有许多观星和预测吉凶的记录。如果断然认为这些都是迷信，只怕也是不够客观的。因为日月五星都是运行在地球周围的质量巨大的天体，他们与地球的相对位置关系的变化，很可能确实对地球上的生命有一些影响。而客星由于距离地球非常遥远，彗星与流星的质量又非常小，所以对人类的影响似乎难以看到。这样看来，夜观天象多少还是有些科学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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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天象异常，古人通常认为是人世间的某种预兆，关乎吉凶。比较出名的天象如：
荧惑守心，即火星在青龙七宿之一的心宿附近滞留，史料对此种星象记载多达十七次，最著名的当属《史记-秦始皇本纪》里的记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古人认为荧惑守心对皇帝来说将有大灾难。第二年，秦始皇就在沙丘驾崩了，当然在今天看来只是某种巧合吧。
五星会聚，即金木水火土五星（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和镇星）同时出现在夜空。在古代，五星会聚被认为是吉兆。《史记-天官书》中说，五星会聚有着“改立大人、掩有四方”的重大星占含义。史料记载了几次著名的五星会聚事件，如“商纣之时，五星聚于房”，“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等。这些事件被天象学家视作圣人出世的吉兆。
此外，古人对彗星、日月食、太白星等诸多星象有吉凶之占测。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查阅相关星象记载史料。
中国古代星象学系统判断，涉及四象二十八宿、天干地支、易经八卦、阴阳五行、预测术数等多个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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