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山洞的蝙蝠没有想到，因为这次新冠病毒的蔓延，自己的关注量发生了裂变式增长。其作息、习性、40度的体温、携带的病毒种类纷纷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其实早在此次瘟疫之前，蝙蝠在中国一直都有较高的出镜率。古代中国，蝙蝠的形象经常被印制在器皿和服饰上。尤其是长寿锁，中国人直接将其制作成了蝙蝠的形状，象征福寿双全。

因为与“福”的谐音，还有其倒挂的姿势象征着“福到”，蝙蝠在中国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吉祥物之一。长相丑陋如斯，却丝毫没有影像其在中国的流行程度。为提高观赏性，中国人民对蝙蝠做了艺术美化。

这时又有人跳出来指责国人的愚昧无知了：把一个满身携带病毒的恶魔当成吉祥物，愚蠢至极。然后他们再满脸媚像地说：还是西方文化好，要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摒弃传统糟粕。甚至有人讨论新冠病毒之后，中国传统吉祥物联盟，蝙蝠应该退群了。

这种观点本质上是混淆概念和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缺失。首先把蝙蝠当成吉祥物和当成食物是两回事儿。其次，动物图腾和动物本身也是两回事儿。世界上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毒蛇之口，但世界卫生组织的Logo却是蛇与权杖。最后西方哲科文化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全是糟粕，也有许多可取的精华。

西方哲科文化逻辑思维强，讲的是事实、推理，西方哲学类书籍逻辑性强，推理缜密，我们中国人读起来甚至感觉有些啰嗦。包括西方的语言文字，也是讲究逻辑推理。他们的单词大都由词根组成。几个字母的组合成一个词根，每个词根有一定含义，然后再以词根为基础，几个词根再组合成一个单词表示。单词就是词根逻辑组合的结果。

与西方哲学恰恰相反，中国哲学微言大义，没有那么多严密的逻辑推理，比如儒学经典《论语》表达哲学观点的方式是孔子和学生的对话，长篇大论极少，类比取像极多。孔子感慨时间流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取像和谐音在表达中国人的哲思和情感中占比极大。首先以文字为例，中国古代的文字甲骨文大都是取像而来。比如说甲骨文牛这个字就是把牛角画出来，古时候发音是哞，模仿牛叫的声音。这既是一个象形字又是一个拟声字。

再比如中国诗人喜欢用柳树寄托相思，因为柳是“留”的谐音，而且微风轻拂，杨柳依依，似乎是在和朋友告别招手。中国人取的是象意和谐音。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种以物比相思的意境在西方诗词极为少见。

中国人以取像和类比感悟世界获取智慧由来已久。群经之首的《易经》记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易经》是中国哲思之始祖，占卜之源泉。整部《易经》的哲学思想根基就是万物类像。周易第十五卦“谦”卦：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此卦坤上艮下，坤为大地，艮为山。山本来是凸起地面的，而在谦卦中山在地下，古人由此联想君子将自己如山一般的才华隐藏在大地之下，类比君子有谦逊之德，不显山不露水，韬光养晦。

取像、联想、类比的方法论延伸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众多领域，包括玄学术数。中国的玄学术数的方法论大都是理象结合的。以风水为例，风水派别极多，但总体来说分为两派：形势派和理气派。理气派注重是阴阳五行、八卦、九星之间的生克作用关系。形势派注重龙穴砂水向，讲究呼形喝象。形势派经常把一座山看成一个动物或一个其他物体，以象取名。比如说一条路与坟场或阳宅门口对冲，被称为“一箭穿心煞”。

预测术中的阴盘奇门更加重视象法，直接对同一宫中三奇六仪、八门、九星、八神读象预测事物发展，应验极高。

文化不同，所以中国人选择吉祥物的标准自然与西方不同。作为鼠疫的罪魁祸首，老鼠也是满身病毒，但这并没有妨碍它成为十二生肖之首。老鼠有四爪，前爪四指，后爪五指，偶阴奇阳，前阴后阳，鼠代子时，划分昼夜。

中国历史曾发生过多次鼠疫，老鼠并没有从十二生肖中被除名。这次疫情之后，蝙蝠作为中国吉祥物的地位不会改变。会改变的是我们对待其他物种的态度，未知的领域，应多一分敬畏，共存的生物，少一分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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