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三个字，旧注是将“人间”作为一个复合词，将“世”单独作用一个词的。郭象曰：“与人群者，不得离人。然人间之变故，世世异宜，唯无心而不自用者，为能随变所适而不荷其累也。”郭庆藩据《文选》注引司马彪语，与此略同，云：“言处人间之宜，居乱世之理。与人群者，不得离人。然人间之事故，与世异宜，唯无心而不自用者，为能唯变所适而何足累。”这里说到一个主题，就是人间之事，世世变异，各有所宜，重点在“世”上面。

而中国古代对于“世”的看法，基本上是划分为盛世、衰世二个阶段。其中，衰世又有乱世、叔世、季世、末世等等说法，说明古人于此感触最深。古人说到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作为，他在个人道路上的选择，不能一开口就说出来，而需要首先了解他所处的“世”，因为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不同的“世”所作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所以古人说“知人论世”。

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孟子曾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出处、进退，看起来是相反的选择，却同样正确，因为“世”的前提不一样。盛世、治世，当出当进，衰世、乱世则当处当退。

所以个人道路的选择，最重要是对于“世”的前提的判断。“世”是变化的，随时随地符合“世”的变化，叫做“宜”，叫做“中”。随时随地处中，叫做“时中”。如同一条河水，两岸忽远忽近，河底忽高忽低，向左从一到一百，都好选择，向右从一到一百，也好选择，只有随时保持中位最难。人世的复杂远过于河流，所以“时中”一向视为古代最精微的学问。

孔子的一生，从《论语》看，是一个思想家，从《史记?孔子世家》看，却是一个政治家。只不过他一生力图参政，却几乎没有参政的机会，所以孔子不以政治家知名，但是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没有参政的政治家。

孔子在三十五岁以前，只做过很小的官。五十六岁时，他任鲁国的中都宰，一年升司空，又升大司寇，行摄相事，可惜时间很短，只是“与闻国政三月”。之后孔子开始周游列国，一边授徒讲学，一边寻求参政入仕的机会。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多已从政，“唯季次未尝仕”。孔子与其众多弟子实际上构成了和与战国养士之风与门客制度近似的一个政治集团。

孔子上无封邑，下无爵禄，宦游十四年，干七十二诸侯，结果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最终一无所获。返回鲁国时，孔子已将近七十岁，五年之后就去世了。在春秋之际，周游天下而求其政治际会，最为辛苦的只有二个人，一是晋公子重耳，一是孔子。重耳流亡共十九年，但是他在狄国住了十二年，在齐国住了五年，真正流亡的时间并不长。相比之下，孔子所付出的努力之大，所期望的结果之微，其间的落差实在太大。

由此看来，庄子频频举出孔子的事例，特别是将他作为一个衰世政局的事例，绝非偶然。

朱文熊说：“《人间世》，犹言人处世间也。此篇当取孔子适卫适楚、孟子游梁游齐事并读之，得见圣人处乱世事暴君。”（《庄子新义》）

有学者认为，孔子在《庄子》书中只是寓言，然而也可以说，这些寓言有着更加真切的合理性。

按照此篇所述，在一个变乱不定的出使，陪伴一个暴君，真有动辄得咎、伴君如伴虎的危险。颜回请行，以“所闻思其则”，孔子说不够；颜回“端而虚，勉而一”，也不够；颜回“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还不够。需要心斋数月，才可以避免“死于暴人之前”。

孔子和重耳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重耳是以血统作为参政的资格，孔子则是以才学作为参政的资格。在盛世、治世，任人惟贤、任人惟才是正常而合理的，但是在衰世、乱世，政治的枢纽是利欲，那么才学与政治就会产生冲突。在利欲面前，才学又能怎么样呢？

庄子所说可以和稍晚的韩非作一比较。

韩非是战国晚期集大成的学者，他师承大儒荀子，他所持的法家学说，其理论构架来源于道家。韩非有一篇《说难》，论述游说君主的难关所在。他说游说之难，不在于自己的才智，而在于君主的心思。“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而君主的内心，并不直接暴露在外，而是有种种的掩饰。“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韩非所列举的事例中，就有卫灵公。

韩非对游说的难关论述得这样清楚，结果还是死在秦国。司马迁感叹说：“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人间世》还有一个主题，就是“人间”。人间是和天地相对而言。

郭象对此篇的题注说到“与人群者，不得离人”，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孔子周游，遇到隐者长沮、桀溺，问孔子为什么不隐居避世，孔子回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作为一个人，只能和人世生活在一起，而不能和鸟兽同群，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这些话语中间就包含了对于人世的否定。

在庄子看来，天地有一个道理，人世有一个道理，而两者不同。作为一个人，既要依循天道，又要依循人道，这就两难选择。此篇更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天道与人道的两难。

叶公子高出使齐国，他最大的难处不是面对两国的君主，也不是同时让两国满意，而是面临天道与人道的两难。“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其一命也，人的性命出于天道，因此就要依循天道；其一义也，君臣之义出于人道，作为人则不能不依循人道。

西方文化近二百年有一种观念，认为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发展趋向相同，其他动物在进化，人类也在进化。中国古代不这样认为。其他动物，排除人类的干涉不论，无论怎么样都是自然的、合理的。其他动物不会运用自己的力量，来毁灭自己的族群。人类则只有经过后天的学习和改造，才会进入文明。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地“天天向上”，“越来越好”。如果不经过学习和改造，人类不但不会进步，而且还会毁灭整个世界。

儒家特别强调后天的努力，“人不学，不知道”，“学不可以已”，“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所以儒家首重教化。道家虽然轻视典章制度、道德人文，但却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人类文明的不足，认为人道违背了天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篇对于“人间”的感悟，可能蕴含着恰被现代文明所忽视的一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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