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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节日表现出非常鲜明的化倾向，不仅节日日益世俗化、大众化，而且民间节日在节俗活动中融入越来越多的仪式与内容。宋代节日的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两宋300年间，官方共设立了11个新庆节，其中10个与有关。根据《宋史·志第六十五》的记载，这些庆节设立的原因有三：

一是天书事件。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天书三降，正月乙丑初降于左承天门南鸱尾上；四月辛卯朔，二降于大内功德阁；六月乙未三降于泰山醴泉北。于是这三天被分别立为天庆节、天祯节（避仁宗讳改为天祺节）、天贶节，对天书降临以示纪念、庆祝。

二是神仙下降。大中祥符五年（1013）十月二十四日，九天司命天尊赵玄朗下降于延恩殿道场，真宗以下降日为降圣节。政和三年（1113）冬至，徽宗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天神显现于空中，亲作《天真降临示现记》，并诏以十一月初五为天应节，以为上天感应之意。政和四年（1114）夏至，徽宗“躬祀方丘，羽卫多士，奉辇武夫，与陪祝官，顾瞻中天，有形有象，若神若鬼，持矛执戟，列于空际，见者骇愕”。诏以五月十二神灵显现日为宁贶节。

三是神灵诞辰。真宗以圣祖赵玄朗七月一日下降日为先天节。宋徽宗以长生大帝君十月二十五日生辰为天符节，青华帝君八月九日生辰为元成节，始祖老子二月十五日生辰为真元节。

这10个节日均因因缘而设，所以其节日民俗活动也大致形同，具有浓厚的色彩：道场斋醮、宫观行香、禁屠辍刑、宴乐张灯，以求延生保寿、消灾赐福。这些节日借由国家行政权力被规定为法定节假日，国家制度的权威又肯定了这些节日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最终这些原本源于宫廷、归属于的节日走向了民间，通过士庶的广泛参与成为一种大众共享的全民性民俗节日。

宋代，的元素向传统的民间节日渗透，神灵、方术成为民间节日中禳灾祈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神灵信仰。宋代端午节有挂天师像、天师艾的习俗，这源于的张天师信仰。在宋代端午中，宫中“内司意思局以红纱彩金子，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中，四围以五色染菖蒲悬围于左右”。民间“端午都人画天师像以卖，又合泥做张天师，以艾为头，以蒜为拳，置于门户之上”。这种就是著名的天师艾。

2、符箓。符箓是，尤其是天师道的一种重要法术和标志。它是天神用神力书写在特定媒介上的具有召神驱鬼、消灾去祸等特殊功效的文图符号。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说：“吾家法箓，上可以动天地，下可以撼山川，明可以役龙虎，幽可以摄鬼神，功可以起朽骸，修可以脱生死，大可以镇家邦，小可以却灾祸。”

宋代的端午节，由于张天师信仰的渗透，符箓也成为节日中的重要民俗物品。“诸宫观亦以经筒、符袋、灵符、卷轴、巧粽、夏桔等送馈贵宦之家。如市井看经道流，亦以分遗施主家。所谓经筒、符袋者，盖因替《抱扑子》问辟五兵之道，以五月午日佩赤灵符挂心前，今以钗符佩带，即此意也。”

五月在民间被视为恶月，“阳气始亏，阴意将萌；暖气始盛，虫蠢并兴”，毒物出没，瘟疫横行，的符箓是祛瘟驱毒、保生平安的有效方式。

3、灯科仪。中秋节本源于唐代中秋文人玩月吟诗的风气，宋代中秋节又增加了宴饮聚会的内容，形成了以“圆”为中心价值，以文人官僚的诗筵笔会和市民宴饮玩乐为民俗活动的大众化的节日。

周密《武林旧事》载：“此夕浙江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浮满水面，烂如繁星，有足观者。或谓此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观美也。”8灯是修斋行道最重要的法器之一，能够照亮黑暗，解脱地狱魂魄，“灯者，破暗烛幽，下开泉夜。长夜地狱，苦魂滞魄，乘此光明，方得解脱”。

燃灯是斋醮坛场中重要的科仪，能够续明破暗，上映无极福堂，下通九幽地狱，是最上乘的一种功德，“燃灯威仪，功德至重，上照诸天，下照诸地，八方九夜，并见光明”。南宋杭城、浙江中秋之夜的水上放灯活动，脱胎于燃灯科仪，有续明破暗、取悦江神、祈福保生之意。

两宋时期，出现了节日与其他节日同日并举的现象。由于时间上的同步，使得原来囿于宗教内部的节日活动经由时间的共享性和联想性向教外扩散与辐射，在与其他节日融合的同时，节日也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隐性走向显性，从边缘走向中心。

上巳是一个古老的节日，《韩诗》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不祥。”可见，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上巳日在水边祓禊的习俗。宋代上巳节与清明相融合，水边祓禊的传统习俗逐渐消失，演变成一个以扫墓、踏青、郊游为主要活动内容的节日。

三月三日也是北极佑圣真君生辰，真武会朝拜极盛，百戏竞集，游人如堵：“佑圣观侍奉香火，其观系属御前去处，内侍提举观中事务，当日降赐御香，修崇醮录，午时朝贺，排列威仪，奏天乐于墀下，羽流整肃，谨朝谒于陛前，吟咏洞章陈礼。士庶烧香，纷集殿庭。诸宫道宇，俱设醮事，上祈国泰，下保民安。诸军寨及殿司衙奉侍香火者，皆安排社会，结缚台阁，迎列于道，观睹者纷纷。贵家士庶，亦设醮祈恩。贫者酌水献花。”

官方民间、士庶贫富都积极参与佑圣真君祭祀活动。节日借由时间的同一，扩展延伸至上巳节日空间，从宗教内部走向市井大众，成为宋代社会生活中的显性节日，朝拜宫观、设醮侍香的活动与出郊游赏一起成为节日活动的主要内容。

内外合力推进了宋代节日的化。一方面，宋代统治者的崇尚以及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引发民众寻求广泛庇佑的心理，推动成为宋代社会一种显性、主流的文化，并向节日影响和渗透；另一方面，内在的信仰机制也驱动节日主动接受、积极融合的因素。

1、的基本思想与节日产生的心理机制的内在一致性是节日化的根本原因。

时间性是节日的基本属性。在节日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人们期望通过各种节日仪式有效地与各种神异力量相沟通，获得其福佑和庇护，延长生命的时间，祛除灾祸疾病，提高生命的质量。正如民俗学家钟敬文所言：“如果说，原始信仰是节日风俗产生的土壤和温床，那么，期望人寿年丰则是岁时节日的人生寄托，是节俗形成的原发性动因。”

基本思想和节日产生的心理机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契合性，都是以现实人生为中心，重视和珍惜生的价值，追求生命的长久和身体的安康。正因为重“生”的核心价值观，养生长生的种种方术、科仪以及佑生护生的神灵体系符合民众节日的心理需要和诉求，所以因素才能够顺利地向节日渗透、融入，使节日呈现出色彩。

2、宋代的世俗化与生活化是节日化的直接原因。

从历史角度综观，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文化重心不断下移的过程，而宋代文化正是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的交替点和临界点，具有雅俗共融互济的总体特征。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也走向世俗化与大众化。

内丹思想和地仙思想的兴起、壮大标志着宋代的平民化和世俗化。内丹炼养无假于外物，简单易行的炼养方式跨越了外丹派炼养的物质、技术障碍和修行者的阶层局限，“有志之士若能精勤修炼，初无贵贱之别，在朝不妨为治国平天下之事，在市不失为士农工商之业”，显示出面向普罗大众的亲和性。地仙，就是生活在人间的得道长生的仙，他们不飞升天界，又帮助解决世俗的困厄，显示出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和主动介入。

北宋吕洞宾神仙信仰的形成，正是这种地仙思想的集中反映。天水一朝，平民化、世俗化、生活化的过程中，为向道者提供更便捷易行的修炼方法和对现实生活的庇佑，甚至展现了一幅集神仙与凡世生活于一体的理想得道景象：既享神仙超越生死、远离灾邪的理想境界；又能不离人间，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中乐享红尘的康宁平和。可以说，宋代是一种大众化、生活化的宗教。

节日在时间维度上与生活的时间是重合、同一的。节日民俗包含特定文化意义和社会心理的群体性行为方式。所以，节日从其本质而言实际上是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以世俗化的生活实践形态存在。它有着最为直接的现实功利性和目的性：保障世俗生活的富足和平安。

宋代的大众化、生活化使得它极易将本质是大众化生活方式的节日作为关注的焦点和渗透的对象。节日期间，宫观举行迎合士庶享乐、福佑心理的各种斋醮仪式、祈福禳灾活动，发放各种药品、符箓，庇佑现实生活，吸引大众参与。当节日融汇活动成为民俗生活的一部分时，也借由节日对社会大众产生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宋代节日浓烈的色彩，明显的化倾向，是多方合力的结果，既有内部的因素，也有外在政治力量的推动。节日的化倾向折射出在宋代社会影响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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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整理 | 青玄 编辑排版 | 青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