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道学文登讯（行云）2016年10月22日至23日，在山东文登召开的“全真道与齐鲁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十二位国内外全真道研究领域顶尖级专家学者，就全真派宗派传承发展、宗教活动具体形式内容、宗教活动与地方社会经济及大众生活关系、全真派祖师修行度人事迹及其贡献等问题，进行了为期一天半的深入探讨。

北京大学张广保教授发言

金元时期新道教的转变

张广保教授的论文《元代嵩山崇福宫的全真教传承》依据碑刻宫观山志等材料对蒙元时期嵩山崇福宫转入全真教进行了系列考证，由此深入了解蒙元时期全真道迅猛发展的模式，以及宋代重要皇家道观崇福宫主动投奔全真门下，完成宗派转换的历史史实。张广保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全真教真正获得突破性发展，是在丘处机祖师万里西行，觐见成吉思汗，获得授权掌管蒙古国治内各大宗教之后，丘祖作为宗教领袖的影响不止限于全真道。这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为全真教突破性发展提供了牢靠的政治保障。由于蒙古皇系更迭，佛道争论等事，对后人在记述此事时已有不合时宜之忧，故而不仅教外文献不见记载此事，教内文献也屡有改动，含糊其辞，张广保就这一历史事实进行了考据。

美国罗格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刘迅教授

刘迅教授在对《金元时期太一道：宗教活动与传承》的报告中，针对近代以来研究主流和普遍接受的几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基于新道教如太一道多为效忠宋廷之忠义遗民组成，不与女真蒙古新朝合作的预设，刘迅教授反对不顾历史证据真实而仅依赖民族主义的情绪和想象来解释历史现象，主张结合当时社会背景，以道教和其他同时代济世利民的思想伦理来客观看待史料中所记载的新道教具体宗教仪式活动，此外还应充分考虑到新道教教团组织经过长时期的发展，自身已经具有不而忽视的地方政治社会力量，金元朝廷与新道教教团的关系也绝非所谓“降附”那么简单。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盖建民教授参与讨论

樊光春教授在点评中肯定了张广保教授该题目的研究价值，他说，全真道不是凭空出现的，在研究中要关注到它是怎样在“旧道教”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目前研究对于王重阳创教时天下道教的情形以及全真道发展壮大后北方道教如何转入全真道还做的不够充分，希望道教学者继续发掘这方面的资料。樊教授还指出，刘迅教授的提出的太一道与统治集团关系的问题，也是全真道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将民族大义、个人情感强加于历史人物是不科学的，研究者还是要从史料文献出发，客观的看待历史问题。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郭武发言

宗教与世俗的关系

郭武教授通过对陈复慧所创兰台派有关史料的考证，窥探到该派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从侧面揭示清代四川全真道发展状况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郭教授认为，作为四川全真道“龙门碧洞宗”支系的兰台派，并未传承几代就并入了汉州老君观系统，其原因可能与陈复慧传人与地方强势家族的庙产经济纠纷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本居住在宫观的兰台派弟子发展成为散居民间的广成坛道士。在研究方法上，郭武教授指出，要正确对待田野调查和口述资料，考据研究要以可靠文献为主要依据。

强昱教授评论郭武教授的报告时指出，宗教与世俗的关系、教派的经济状况和传承人的个人能力等对教派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兰台派庙产诉讼案件发生导致其生存传承状态发生改变这一案例中，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对兰台派而言由于失去宫观的依托，传承中断，不可不谓遗憾，但另一方面这也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道教走出宫观，走向服务社会的更广阔天地，这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

青岛大学哲学院讲师张义生（左）、齐鲁工业大学讲师秦国帅（右）

秦国帅博士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研究对六种以七真祖师为原型的明清小说进行了详细的版本研究，分析版本间差异，尝试评估明清民国时期全真教的社会影响力，揭示不同作品不同版本背后的各种社会力量，以及其他民间宗教如对全真祖师度化故事的消费、利用和改造。赵卫东教授在点评中说，晚期全真派与民间宗教的关系值得关注，建议秦博士在版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解释民间宗教为何并如何改造全真度化故事，以及全真道对此的态度。刘迅教授在讨论出提出，世俗社会中对道教价值观念的看法不仅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七真祖师在后代小说中形象的演变要更全面的来看。张广保教授建议秦博士关注晚期全真道的新发展，尤其是明清以后内丹修行思潮的流行以及在家全真派乩坛的出现和兴盛，及在七真度化小说中的体现。

付海晏的论文《城市游乐与大众文化的民国白云观》由秦国帅博士代为报告。许多研究者注意到宗教场所在城市景观中的重要性，北京白云观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处。付海晏搜集了许多近代大众媒体上刊载的白云观游记，研究大众对白云观的消费行为。研究论文中不仅列举分析了白云观在世俗游乐方面的形象，同时也毫不避讳的抛出了近代白云观的负面事件以及社会上的各种评价之声。山东省道教协会会长刘怀元道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篇文章看似有贬低白云观之嫌，但是对我们教内人士十分重要，它反映了一种社会现实。神圣化与世俗化一直是并立并行的，宗教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中的坏现象、矛盾和问题宗教中也同样会出现，我们要正视这些问题，并且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希望道教学者对此不要有所顾忌，多研究，多支招。强昱教授指出，研究贬斥宫观寺庙风气产生的原因十分重要，而且要研究产生这种社会风气变迁的内在因素。刘迅教授说，除了出家人之外，几乎所有社会大众的宗教体验都是片段式、碎片式的体验，他们眼中的道教是什么样？研究者有必要转换视角，以发现更多的问题。

《中国道教》副主编尹志华

近代全真道研究

尹志华在报告中对民国时期的全真道传戒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考述。民国时期，道教社会处境日益维艰，但是全真道以道观为依托，教团组织尚未受到太多冲击，传戒活动依然在有实力的宫观得进以进行，这对于全真教团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尹志华提交论文中罗列11座民国时期进行过传戒活动的可靠史料，并在报告中讲述了对资料的鉴别和取舍。强昱教授在评论中肯定了对近代全真道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点评道，近代至今，全真道中出现了许多品行、学识、修为、治教等各方面都及其出色的高道，正是他们的努力为中国道教的复兴提供了可能，而他们的事迹和史料也有就待学者进一步搜集、整理和研究。

道观经济研究

张义生博士关于崂山道教经济研究运用新发现的石刻和档案资料，研究崂山道教经济的起源、运营和消费以及近代崂山道教经济凋零的原因。在报告中张博士指出，国家上层对道观的态度是决定其经济走向的一个根本原因。此外，晚清出现的宫廷太监出宫建庵养老，大规模皈依全真道的情况在崂山也有典型事例体现，值得关注。赵卫东教授在点评中对张博士克服崂山碑刻资料少、摩崖风化严重、体现道观经济的材料很难流于文本等困难，搜集新的档案材料来打破崂山道教经济研究的史料瓶颈予以肯定，建议对如何去运用这些史料进一步加深思考。

台湾体育大学的梁淑芳副教授的报告中，解读了马钰于关中筑庵苦修十余年，印行《全真集》，在终南一带广开教门，履行重阳祖师“若达关西，化我乡人”的遗愿，度化门人，“劝十方父母舍俗修仙”，为全真道在关中的发展扎下了深厚的根基，贡献非凡。张洪泽教授点评道，全真道重视以文立教传教，在文献方面留下很多可供后人研究的资料，除教内文集之外，金元时期很多杂剧，如《马丹阳三度任疯子》等，也可作为补充材料。此外，分析其特殊贡献，最好能与其在山东等地的传教经历以及其他七真祖师的传教经历进行比较。同时还可以将其贡献放大到时代，张洪泽教授认为，北宋时代道教与皇室交往过密，形成腐败风气，北宋灭完后道教发展不容乐观，金元时期全真祖师正是这样一群致力于改变现状，重振道教的积极分子。

泰山学院周郢教授

田野考察新发现

在田野研究方面，泰山学院的周郢教授和云南社科院萧霁虹研究员分享了最新整理发现的成果。周郢在泰山道教碑石调查中，觅得多条关于“替道”（替身出家）的记录，其中不乏皇子王孙等身份地位显赫之人，颇可补益道教史事中这方面的空白。此外，周郢教授亦为王重阳曾应试“废齐武科”提供了新证。萧霁虹教授通过对最新整理的《中央道教总会云南支部长嗣龙么正派第二十一世羽化恩师杨智聪寿塔》碑铭，梳理相关历史文献，考证描述清末民国年间著名道士杨智聪与昆明道教的发展，以及杨智聪在昆明修缮宫观、办学校、兴实业、维持教务的具体史事，探讨近代全真道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赵卫东教授通过对现存明正德至民国期间道教碑刻30余通，并结合方志中的记载，对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凤凰山道教的历史兴衰、庙宇沿革和道派传承进行了详细考察。赵卫东教授希望由点及面，在今后的研究中对山东地区的道教历史发展情况进行更精确的梳理。(编辑：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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