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经的修道价值，我想是不用多说的，大家都应该了解了，司马承祯在《坐忘论》里说：

“人之所贵者生，生之所贵者道。”

他哀叹：

学道的一个方便途径就是读道经。

《道藏》诸多的道经就是一条条使人离苦得乐的径路。

除此之外，道经还有很多社会价值，由于收书超出道教典籍的范围，却意外地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

保存了部分古佚书，如《黄帝龙首经》《黄帝金匮玉衡经》《黄帝授三子玄女经》《广黄帝本行记》等，皆是早佚的古书，幸赖《正统道藏》加以保存。

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从中发现后，遂于嘉庆年间收入其所刻《平津馆丛书》中。

清代另一著名学者严可均在辑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也曾广泛利用《正统道藏》，以辑校逸文、遗书。

保存了不少宋版书，现存明《正统道藏》上承元《玄都宝藏》和《大金玄都宝藏》，而金、元二“藏”又是在宋《政和万寿道藏》版片的基础上修补而成的（元藏则加了全真道著作），因此保存了不少宋版书，所以在版本学和校勘学上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清代著名学者惠栋说：“道藏多儒书古本。”最著者如《墨子》《淮南子》《山海经》等。

清著名学者毕沅曾取“道藏”本以校《墨子》，庄逵吉亦据“道藏”本以校《淮南子》。

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注》，皆以《正统道藏》本作为重要参考本。

道教经籍之价值，远不止上述两端。

除它是宗教特别是道教研究的基本资料外，对其他许多学术领域也有重大研究价值。

在封建时代，儒家学者一直视儒学为正统，认为只有儒家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哲学才是中国哲学，佛、道二教既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其哲学也不能登大雅之堂。

这种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亦有相当影响。

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偏见或误解 。

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体来看，佛道哲学与儒家哲学同样是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道教自东汉末产生以来，即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并同儒家一样，广泛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

为了树立和巩固自己长生不死的宗教信念，宣扬宗教教义，曾对其宗奉的《老子》和《易》进行了大量的诠释，并在实践中努力寻求达到这种宗教目的的各种方术。

通过对《老子》《易》的诠释和各种方术特别是内丹术的阐扬，逐渐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宇宙观、本体论、人生观和道德观，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

如在许多道书中，主要是大量关于《老子》《易》的注疏中，有许多哲学“本体论”的阐释，在众多的内丹著述中，有许多“心性论”的阐释。

其中也不乏深刻的见解。

应该看到，道教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儒、释，它汲取了许多儒、释思想；同样，儒、释两家哲学的发展也有赖于道教，也不同程度地汲取了道教思想。

单就儒家的宋明理学而言，它的产生和发展就有赖于对释、道思想的汲取。众所周知，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是在汲取了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除吸收了佛教思想外，主要是吸收了《老子》和道教内丹学。

其后的程、朱各家无不从佛、道汲取思想养料。

儒、释、道三家既互相斗争，又互相汲取，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基本事实，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哲学，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因此，如果只研究一家两家，而不同时研究三家，就很难对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这一点，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界许多人的共识。

道教徒为求长生不死，一直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养生方法，如它承袭了古代的行气、导引、按摩等术，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使之在理论上、具体方法上不断丰富和完善。

其长生不死的目的虽不能达到，但对健身延年却颇多成效。

许多方法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

现存《正统道藏》中的这类著作，为现代养生学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

与此同时，为了同样目的，道教又很重视对医学和药学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道教发展史上，出现了不少著名医学家，最著名的有东晋葛洪、梁代陶弘景和唐代孙思邈。

他们在医药学上的成就，是同时代医学家中之佼佼者，在中国医药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他们或者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世人，或者以医学巨著留存后世。

这些著作现虽大半失传，但留存在《正统道藏》中的，尚有葛洪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包含有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的内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皆是中国医药学史不朽之作。

唐以后，卓有成就的道教医学家及其著作，也代不乏人，如宋佚名道士之《急救仙方》，元末明初著名清微派道士赵宜真之《仙传外科秘方》，以及清代著名龙门派道士刘一明之《经验杂方》《经验奇方》《眼科启蒙》《杂疫症治》等，是各代道教医学家和医学著作的重要代表。

道教医学的成就和发展，虽然离不开中国传统医学，但它从宗教要求出发，又在某些方面作出独特的贡献。

如他们强调济世度人，因此十分重视医德，医生对病人应具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心，不分贫富贵贱，怨亲善友，一律以“大慈恻隐之心”“一心赴救之”。

从普救众生的观点出发，又十分重视对下层群众和妇女儿童疾病的研究，注意医方的大众化和药物的就地取材与廉价。

道教徒为了长生不死的宗教目的，又继承古代炼丹术，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

他们以为通过矿石药物（或加草木药）的冶炼，可以炼成“仙丹”，用以服食，即可长生不死。

故许多道士以毕生精力从事药物的选择、配制、烧炼，经过一代接一代的努力，不知作过多少次试验，研究过多少种药物的性质，炼就多少种矿石化合物。

这种炼丹活动虽为宗教目的所驱动，但实际是在不自觉地从事化学实验。

“仙丹”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炼成，但却观察到了许多矿石药物的化学变化，认识了许多矿石药物的性质，为中国古化学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因此一般化学史家都称道教炼丹术为中国古化学的先驱，《正统道藏》所载大量外丹黄白术著作是中国古化学史的重要资料。

中国三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就是道士在炼丹中首先发明的，时间至迟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

其根据见之于《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二《伏火矾法》。

中国冶金史上最早的水法炼铜，也是道教外丹书首先记录下来的，时间在唐肃宗乾元元年至宝应年间（758～762），上书卷四之《丹房镜源》也记载其事。

至于道士在炼丹中制造出具有实际疗效的内服和外用丹药，扩大了医药来源，更是不在少数。

《正统道藏》所收的大量内丹书，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哲学史料，也是研究气功学、人体科学的直接资料。

《正统道藏》中还有若干地理、文学、音乐方面的著作，也很有研究价值》

如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记邱处机西觐元太祖途中的地理、民情，就是研究当时中亚地理、民情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总之，收入《正统道藏》及其他散存的道教典籍，既是道教活动的记录，又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

如能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鉴别，将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一定的贡献。

道教经籍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的方面很多。

如《道德真经》（即《老子》）、《南华真经》（即《庄子》）、《通玄真经》（即《文子》）、《冲虚真经》（即《列子》）、《洞灵真经》（即《亢仓子》）以及道士所撰之《太平经》《黄庭经》《西升经》《大洞真经》《度人经》《清静经》《阴符经》《玉皇经》等；

如《真诰》《道教义枢》《玄珠录》《化书》《重阳立教十五论》《净明忠孝全书》等；

如《养性延命录》《幻真先生服内元气诀》《服气精义论》《枕中方》《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急救仙方》《仙传外科秘方》等；